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背后，《现代家庭》的“商业版图”

“容易”开的亲子园，无资格证也可应聘的亲子教师……你可能是在把孩子交给一个毫无幼师经验及技能的人。

▲穿黑色坎肩的小男孩被喂不明物体后痛哭。

携程“亲子园”被曝虐待儿童一事持续引发关注。昨日，上海市长宁公安分局通报称，园长、班主任、保育员和后勤人员在内的4名涉事工作人员已被警方控制，其中3人因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被刑事拘留。长宁检方表示，已指派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提前介入该案，引导公安调查取证。

昨晚，携程方面再次发布声明，称2016年1月27日，长宁妇联来公司参观，主动要求承接该项目。经过对比，携程最终选择与妇联合作，随后与《现代家庭》杂志社旗下“为了孩子学苑”洽谈合作方案。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携程曾试图开办内部托育中心，因资质不全被当地教育部门叫停。去年2月引入上海市妇联下属《现代家庭》杂志社，后者以名下“为了孩子学苑”品牌与携程合作举办。2017年初，上海市妇联等六家单位联合下发《关于落实2017年市政府新建20个社区幼儿托管点实事项目的通知》，携程亲子园是首批挂牌试运营的社区幼儿托管点。

事件发生后，让很多网民不可思议的是，托幼机构的工作人员，怎么可以对几岁的孩子下手这么重？他们有没有经过专业培训？这家机构有没有合法资质？

根据上海市妇联8日晚间的回应，亲子园是上海携程开办的企业内部托育点，委托《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为了孩子学苑）日常运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孩子学苑”系携程亲子园的承办方，与携程之间属于委托运营管理关系。

携程亲子园项目负责人张葆葆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是符合规定在做这件事情的，具备相关资质。”但根据上海工商部门的公开信息，《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系全民所有制企业，其经营范围并不明确包括教育培训。

长宁区教育局向记者表示，该托幼所未在教育部门备案，不属于正规的教育机构，而是携程内部职工子女的托管点。如果有师资培训的需求，教育部门才会协助。

携程亲子园是上海市总工会首批挂牌的12家“职工亲子工作室”试点之一。机构位于上海市长宁区，在2016年2月开园，占地约800平方米，包括幼儿活动教室、保健室、保洁室等，共开设5个班，超过100名儿童在园。这一机构的设立，旨在解决携程职工1岁半至3岁左右的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家中无人带教的困扰。实际上，携程亲子园推出以来，名额一直“供不应求”，在携程内部员工中颇受欢迎。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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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教委2006年印发的《上海市民办早期教育服务机构管理规定》中称，根据基础教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原则，民办早期教育机构由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承担审批工作。申办审批程序按《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规定进行，送审材料与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相同，须备早期教养方案和指导方案。

在审批程序上，《规定》提到，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应参照申办托幼园所的审核办法，征求区县卫生管理部门对所申报民办早期教养服务机构的意见，并经民政部门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核准后，按照民办教育机构的审批程序进行。

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在审核同意后，向申办者颁发许可证。申办者持证到区县民政部门申请民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经登记注册后，方可举办。区县教育主管部门应在颁发许可证30日内，将同意开办的民办早期教养服务机构的名单报市教委备案。

《规定》将早期教养服务机构的面向范围明确为“0-3岁儿童”，并对民办早期教养服务机构的房屋、设施设备条件等进行明确规定。其中，儿童活动室使用总面积不低于100平米。考虑到成人在场看护和指导的需要，儿童活动室人均不少于5平米，活动人数增加，活动室面积应按人均5平方米作相应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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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亲子园的合作举办方、《现代家庭》旗下“为了孩子学苑”项目负责人张葆葆，曾入股多家企业，多数涉及儿童教育服务领域。此外，其所担纲的锦霞儿童益智服务中心，主管单位之一即为上海静安区妇联，并与上海市妇联系统联系密切。

张葆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携程亲子园是该项目运营的唯一一家托儿所。但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她4年前就已涉足儿童服务类项目。

张葆葆名下企业，多数集中在教育和商业服务领域，涉及公司达8家。工商信息显示，张葆葆在两家企业任法人，分别是上海脚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已吊销）和上海童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还担任过5家企业的股东，参股比例在5.6%至45%不等，多数在30%以上，最大一笔投资金额为225万。此外，其还在6家企业担任高管。

除企业身份外，张葆葆还担任静安区锦霞儿童益智服务中心法人、锦霞儿童益智服务中心理事长。该机构性质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于2013年3月，业务范围包括举办社区亲子活动、科学育儿讲座、儿童家庭安全咨询等。公开报道中，张葆葆常以此身份，出席与幼教行业相关活动。

所谓“民办非企业单位”，原称“民办事业单位”。1998年10月，国务院颁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对其界定为：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张葆葆掌舵的锦霞儿童益智服务中心，其主管单位为上海静安区妇女联合会和静安区江宁路街道办事处。

有关张葆葆的公开报道中，时常有妇联的身影。

2013年11月17日，张葆葆以锦霞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锦霞儿童益智服务中心理事长身份，参加上海市妇联举行的2014年“上海市家庭文明建设重点立项课题”答辩会。

会上，张葆葆以“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开展儿童和家庭服务项目的实践和思考”为题，向专家团展示上海锦霞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长期以来做过的妇联合作项目成果，“深得与会领导和专家团的好评”。

成立一年后，这家机构以“早教中心”的身份出现在当地媒体报道中。张葆葆在接受采访中称，“希望机构的托管服务能带给孩子们一种‘妈妈式’的爱。”

此外，张葆葆担任董事的上海童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网站童成网介绍，这是一家“满足中国妈妈知识获取、育儿交流、购物、本地生活的全方位平台”，针对0到12岁儿童推出亲子活动，并开设育儿直播微课堂。

张葆葆是静安区童成社区儿童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在大众点评页面中，这家机构挂有“托儿所、早教中心”等标签，页面下方的数条留言称，10月底，该机构为孩子和家长举办了万圣节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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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天眼查显示的信息，注册于1996年的《现代家庭》杂志社并非上海妇联的首次投资，上海妇联曾于1994年以30万人民币投资了上海锦惠机电设备供应站，后者经营范围涉及机电产品及设备等，目前该企业已吊销。

11月9日，新京报记者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网发现，《现代家庭》杂志社早年曾涉猎股票投资，与自然人合作购买过股票。

记者找到的一份2009年由上海市一中院做出的判决显示，1992年，自然人戴巴棣、王霞使用“上海三联公共关系事务所咨询部”印章与《现代家庭》杂志社签订协议，联手以杂志社名义购买“联农”法人股及“望春花”法人股。

当时，戴巴棣、王霞与《现代家庭》杂志社约定，各投资人民币25万元，购买“联农”法人股1万股，再各投资5万元购买“望春花”法人股2000股，双方各享有上述股票50％股权。等到两只股票上市、更名为“天宸股份”和“ST中源”时，戴巴棣、王霞要求杂志社返还股票，却遭到拒绝。

两人将杂志社起诉至法庭。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一审判决认定，戴巴棣、王霞应享有“天宸股份”29.601万股，“ST中源”9.73万股及“天宸股份”红利8611.20元。

原审法院判决后，杂志社、读者服务部依然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09年11月，上海市高院做出了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此外，据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现代家庭》还曾联手盛大投资，组建上海盛大家庭文化有限公司。

当时，在网络时代巨大而迅速的信息量的冲击下，作为《现代家庭》的上级直属管理部门，上海市妇联高瞻远瞩，希望杂志社向市场化转轨。这恰好与上海盛大网络有限公司当时推出的“家庭战略”不谋而合。双方很快就合作事项达成共识，《现代家庭》杂志社引进盛大的投资与管理团队，组建上海盛大家庭文化有限公司。陈超直接参与了新公司的筹建，并在2006年2月新公司正式成立后，担任行政财务总监的职务。2007年11月，陈超正式出任上海盛大家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盛大后来改名为上海玉兰芬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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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持续发酵，作为携程亲子园的托管方，上海妇联旗下《现代家庭》杂志社“为了孩子学苑”也被推向风口浪尖。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携程曾于2015年要开办幼儿托管机构，但因为“资质”不够而无法开办，直到2015年底经上海长宁区妇联牵头，携程公司与上海《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旗下“为了孩子学苑”共同建立了“携程亲子园”日常托管服务项目。

上海市总工会今年8月印发了《上海“职工亲子工作室”设置及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其中第三章第十一条则规定，亲子工作室不以营利为目的，可适当收取成本费用，收费项目和标准应予以公示。但记者并没有查询到携程亲子园公开相关的数据。

携程亲子园负责人张葆葆的表述中提到，整个亲子园设有日托班5个，共有125名未上幼儿园的宝宝在此托管。

根据《解放日报》报道，携程亲子园收取每月2300元左右的管理费+伙食费，由此推算，携程亲子园每月的收入为28.75万元，一年收入约为345万元。

那么，为了孩子学苑在阿姨方面的支出有多少呢？据张葆葆称，涉及打骂孩子的阿姨今年40多岁，是外来人口，上岗一年有余。“是通过第三方招聘网站找的。”

值得注意的是，张葆葆创立的“上海锦霞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曾在2017年11月5日发布了招聘信息，招聘“上海托班带班教师”，岗位描述为“带领1岁半-3岁宝宝托班活动”，这正与携程亲子园的职位相符。而这一职位的年薪只有4万到5万元，由此算来一个月只有3000至4000元工资。同时，该招聘除一句“正规院校幼师优先录取”外，对教师的资质没有丝毫要求。

据悉，如果按照每位员工年薪5万元计算，携程亲子园19名员工支出约为95万元。

新京报记者查阅天眼查发现，上海妇联《现代家庭》杂志社2015年曾营收870万净利5万元，不过该杂志社2016年没有公开披露经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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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妇联全资投资《现代家庭》杂志社，牵出另一个问题：妇联是否可以投资公司？

11月9日晚间，记者联系上了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原主席李巧云。她告诉记者，过去妇联“本身一直就有投资公司”。

记者随机查找了全国各地一些妇联机构的投资情况发现，其中多数参股了当地企业，参股方式以全资为主。而这些由妇联全资参股的企业几乎都创立于上世纪90年代。

传媒公司是妇联投资中出现最频繁的选项。陕西省妇联出资300万全资投资了陕西女友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后者经营有《女友》杂志等多媒体出版物，以及多家广告公司。

家政服务公司和婚恋公司也颇受青睐。重庆市妇联全资投资了重庆百年婚姻介绍所和重庆市万能家务服务公司。

旅游业则是另一个妇联投资中涉及较多的行业。甘肃省妇联与其全资控股的甘肃妇女对外交流服务中心共同投资了甘肃妇女国际旅行社，后者经营范围包括出境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和国内旅游业务，2016年全年总营收168万元。

此外，妇联投资亦多现于各地工业企业。

北京市妇联以3960万全资控股了北京安富经济发展总公司，后者主营购销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器设备等；

湖南省妇联全资控股长沙汽车电机制造厂，主营汽车和摩托车电机电器的制造；

重庆市妇联全资控股了重庆奥斯格密封衬垫厂，主营汽车和摩托车零部件的制造及销售。

那么，妇联可以投资公司吗？

“公司法上，妇联作为社会团体可以成为企业股东的。”广东金融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姚志伟告诉记者。

他援引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企业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社会团体（含工会）、事业单位，具备法人资格的，可以作为公司股东或投资开办企业法人，但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规定不得经商办企业的除外。”

“亲子园的服务对象是2-3岁的幼儿，属于孩子进入幼儿园前的过渡阶段。亲子园的特殊性在于，服务繁琐细致，又备受指摘。如果不是真心喜爱这个行业，如果没有足够的事业心、耐心和热情，幼教这个行业基本不是人干的活。”一起玩儿童会馆创办人范军利告诉新京报记者。

2009年，有感于周边幼教品质较低，范军利为了照顾两岁的儿子，在小区里租了一间140平米的教室，开了个亲子班。由于工作忙无法脱身，她雇佣了两位幼教老师管理，教学方面则雇佣一些兼职教师任教。业务主要针对2-3岁孩子开设早教课、半日班。2014年夏，两位管理教师相继离职。8月，她辞职全力经营“一起玩”。

“当时在注册时也没遇到太大的问题，工商局没问开设情况，直接盖章通过了。”范军利介绍称，目前新生代家长对托儿所的要求已经非常高。“硬件要比早教中心还好，师资方面，教师需要教育专业背景，持有幼教资格证，还需要有台湾或海外教育专家支持，最好再配有全职且纯母语的外教。”

“现在开设一家亲子园，根本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资质。”11月9日，在重庆开设社区早教机构的董林（化名）向记者介绍称，“国内目前对于0-3岁婴幼儿早教市场还缺乏具体的条款进行监管。”

2016年年底，曾服务于台湾婴幼儿教育机构的董林来到重庆，在当地租下一套别墅，开起亲子园。

在注册公司时，董林发现相对美国、中国台湾等早教产业成熟的市场，国内在这一领域没有太过严格的资质审核，“甚至一些地方工商部门对这块都不太熟悉，在检查场地时只对场地环境、安全设施等进行检查，并没有审核师资力量、院长从业证件等资质。”

董林表示，如今早教市场如此红火，一方面是近年来婴幼儿数量的激增。据联合国测算，2020年中国婴幼儿数量将达2.61亿左右。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稳定且持续增长的出生率，为婴幼儿市场带来了巨大前景；另一方面，早教不属于幼儿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长期处于监管“真空”，相对幼儿园更容易拿到资质。“甚至对于这些早教开设资质，国内各地都没有统一规定。”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付建向记者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讲，开设亲子园就是在打法律擦边球。因为亲子园和幼儿园本质是相同的，但由于审批资质不同，因此不少机构为了顺利通过主管部门的批准和逃避法律责任，会选择以亲子园、爱子园等相对容易通过的名义，进行注册。”

记者调查时发现，早教机构在工商注册时，所需要审核的资质和手续流程相对幼儿园更加简单。据《半月谈》此前的报道称，私立早教机构一般是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名义到工商局注册的，门槛很低。即使某些正规的早教机构主动到当地教育局注册，也只需要到教育局分管民办教育的部门进行备案。而备案的要求很低，只要有固定场所、10万元存款证明以及教师资格证明即可。

亲子园成本主要包括哪些，价格制定依据是什么？范军利介绍，其价格主要根据房租、老师工资及日常消耗品核算。

董林为记者算了笔账：自己在重庆所租下的别墅每个月租金为1万元，前期装修成本大概为250万元。在他的计划中，在1年时间内将接收50个0-3岁的婴幼儿。

“届时每个婴幼儿每月收费8000元，老师数量按照孩子年龄进行配比。通常1岁半以下的孩子，老师配比为1：3，1岁半以上的孩子老师配比为1：5。每个老师每月工资支出为4000元-6000元。”

董林承认，这一收费标准在重庆属于高端档次。记者调查了解到，通常重庆亲子园收费水准在每个月4000元上下，普通教师工资收入在3000-5000元。

新京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尽管如今亲子园市场迅猛发展，但由于市场监管的缺失，让这一市场如今尚且处于草莽发展时代。不但准入门槛没有硬性条件，就连收费档次、课程内容等环节都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

“定价都没有标准。”董林介绍称：“通常都是由老板自己根据市场竞争力来决定价位高低。”

据媒体报道，西南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此前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从2019年开始，学前教育资源需求开始大幅度增长，2021年将成为未来我国学前教育办学压力最大的一年。

具体来看，2019年学前教育阶段将因“全面二孩”政策新增适龄幼儿接近600万人，2020年将新增1100万人左右。新增学龄人口在2021年将达到峰值1500万人左右，之后逐渐回落。预计2021年，幼儿园缺口近11万所，幼儿教师和保育员缺口超过300万，学前教育经费供给量远不能满足未来需求。

如果按照北京市2015年-2017年新生儿73万人计算，按照上海职工亲子园师资配置1：10的标准，意味着仅在北京就需要有7.3万专门从事0-3岁幼儿教育的老师。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大部分招聘亲子教师的机构未明确要求必须持证上岗。亲子工作室这类“亲子园”对看护教师、保育员资质并没有强制要求。

昨日，新京报记者登录某招聘网站搜索“亲子教师”相关的职位，仅在北京就有1147条招聘信息，大部分亲子教师薪资在4000元-6000元每月。

招聘信息中，“亲子教师”要求，有爱心、有责任感、有耐心，能够与幼儿及家长良好沟通。有表演、舞蹈、器乐特长，具有丰富幼儿经验，熟悉早教日常运作流程。记者查看十几家亲子机构的信息，大部分对招聘老师没有资质要求，“持有教师资格证和相关职称等、学前教育专业、心理学、艺术类专业，有一定的课堂组织能力，能够独自开展0-3岁亲子活动，有早教中心上课经验者优先。”

新京报记者以“刚刚毕业正在找工作，没有工作经验”的招聘者身份，拨通北京一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招聘电话，询问没有幼教相关工作是否可以应聘。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称，“没有资格证没关系的，入职后会有相关培训，可以先从配课老师开始做起，然后慢慢熟悉亲子课堂，教学经验丰富之后可以做代课老师。主要是幼儿的表演、舞蹈等。”

当记者追问，是否需要入职后再报考教师资格证？该招聘工作人员说，“不需要，我们做教育是讲心的，不是只看外部的东西来证明你。”该招聘工作人员询问记者，是否可以尽快来面试，通过面试可以直接上岗工作，并承诺包食宿。

在负责招聘亲子教师的公司中，有的亲子机构开出10000元-15000元的月薪，和普通亲子机构相比较要求更严格：需要相关行业从业3年以上经验；一线亲子教师2年以上教学经验；学前教育相关专业，并持有幼教资格证，能根据主题编写0-6岁阶段婴幼儿课程。

在招聘亲子教师的几十家公司中，仅有一两家表明，需要了解0-3岁婴幼儿的心理、生理发展特点，并能根据幼儿发展需要组织有效的教学和游戏指导。

面对幼儿激增带来的托儿压力，教育部以及国家卫计委都号召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举办托儿所。托儿所在上世纪几乎是大型企事业单位的标准配置。然而，在新形势下，恢复这一“标配”，并没那么简单。

根据北京市卫计委发布数据，2015年，北京“羊宝宝”出生17.2万人，2016年北京新生儿达到28万，预计2017年新生儿与2016年持平，也在28万人左右。

这就意味着从2015年-2017年出生的0-3岁的有托儿需求的幼儿人数在73万人左右。按照截至目前年龄在1-3岁需要入托的幼儿来测算，也有45.2万人。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二胎开放后，妈妈需要上班，家中老人帮不上忙的，就得找保姆或者托幼机构照顾孩子，所以有很多没有任何资质的“野托幼”隐藏在小区之中。“没有营业执照偷偷办的托管班还是很多的，办一个班的成本30万到50万起。”

和上海鼓励职工办亲子工作室的形式不同，北京鼓励以社区和公办幼儿园的形式办0-3岁学校托幼服务。2001年9月，北京市就在《北京市学前教育条例》中明确提出：“本市倡导和支持开展3周岁以下婴幼儿的早期教育。”北京市教委选择了20所一级一类幼儿园为首批“社区早期教育基地”。这是以幼儿园为依托，专门面向0-3岁婴幼儿及其家长的公立亲子园。

根据《北京市学前教育条例》，本市倡导和支持开展3周岁以下婴幼儿的早期教育，积极发展以社区为依托，多种形式，面向全体学龄前儿童的学前教育，本市举办学前教育机构以社会力量办学为主体，发挥政府举办的学前教育机构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新京报记者在北京市学前教育处委托建立的北京市“阳光宝宝亲子乐园”网站“北京亲子园在线”中看到，公办园办亲子园的只有70所。

而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据测算，北京市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常住育龄妇女数量约增加236万人，预计2017年至2021年间，将累计新增常住出生人口58万人，年均新增出生人口约11万人。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近几年幼托市场需求缺口还会持续变大。”

“携程在虐童事件中，至少存在监督不力的责任。亲子园目前没有行业标准，没有行业资质，还没有为公众所重视。”一起玩儿童会馆亲子早教部主任张玉婷认为，一方面需要加强教师道德规范，提升行业自律。另一方面呼吁公众对亲子园的重视、理解和关注，倒逼亲子园业务流程公开、透明化。

范军利认为，希望可以开放幼教资质审核，邀请高质量的国际国内幼教机构进入行业，主导形成高标准的幼教服务体系，从民间投资角度，也希望能加大投资力度，提升教师薪资待遇，改善婴幼托管行业硬件等综合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