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热播的电视剧《三八线》中,许多人都认为该剧的战术动作等军事方面的细节比较靠谱,因而评价比较高。但我认为,更让人感动的,不仅是志愿军的战斗精神、战斗意志、战斗作风,而是志愿军能够像在国内一样,爱护朝鲜的一草一木,尽可能地帮助朝鲜的普通人民群众。
在微博上看到过一个说法,原话现在记不清楚了,但意思还记得,大概是:军队嘛,全世界都通行的主要功能就是杀人。但全世界的军队里,要说哪家杀人的功夫最好,可能不好说,但要说救人,解放军敢说是第二,大概没人敢说是第一。全世界的军队里,也只有解放军把救人放在和杀人一样重要的位置上,乃至救人比杀人更重要。
为什么呢?用共产党自己的话说,因为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
军队与群众的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如此清楚的认识。在井冈山初期,朱德与毛泽东之间就曾经发生过争论,核心问题就是军队要不要做群众工作,要不要建设根据地,还是军队只管打仗,不管别的?争论的结果是朱德率原南昌起义部队下山,到湘南一带寻找战机,毛泽东率原秋收起义部队留守,各自按照各自的想法搞。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朱德率军下山后,离开了根据地,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损失惨重,还不好意思回井冈山。最后又是毛泽东自己亲率一个连下山,把朱德部接回井冈山。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折腾,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共产党和红军才认识到,作为一支装备、人数都不占优势的军队,要想战胜各方面都比自己更加强大的敌人,除了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建设,别无出路。
不仅要在战场上以血肉与敌人拼死战斗,还要在相对和平的环境里承担起“为人民服务”的任务。在行军打仗过程中,要严格遵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要尽自己所能的去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在抗日战争中,为了阻止日军南下,国民党曾炸开黄河,将黄河下游的千里沃野变成黄泛区,无数村庄、田野和老百姓葬身水底。到解放战争时,黄泛区仍未得到治理,仍然是一片泽国,给跃进大别山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造成巨大的困难。进军途中,解放军被迫放弃大量重武器,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但即便如此,解放军还是在艰难的行军途中,尽可能地救助沿途的老百姓。
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无论是叫红军还是八路军,都是如此。因此,对志愿军而言,帮助战乱中的群众是一件“理当如此、必须如此、只能如此”的事。用毛泽东谴责黄克功枪杀女朋友刘茜的那封著名的信中的话说,不如此,便不仅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立场,而且丧失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基本立场。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三八线》中,饥饿难当的李长顺和他的战友们本来是到朝鲜的村庄里去“借粮”,但当看到村里的朝鲜老人自己也没东西吃,他们都默默地把自己身上仅有的干粮拿出来交给了那个老人。面对个别战友的迟疑,李长顺没讲什么大道理,只讲了一句话,“在成为一个合格的兵之前,我们首先得是个人”。这之后,在长途奔袭穿插到敌后的路上,碰到南朝鲜军官的孩子,他们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孩子不肯留在朝鲜老乡家里,要跟着他们,他们也就一直带着。
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不仅要尽可能的帮助人民群众,甚至还要尽可能的去救助已经失去战斗能力的敌人。如果是已经负伤的俘虏,还要拿本来就严重紧缺的药品去救。不过,相比于对群众的帮助,救助敌人的事迹在共军的回忆中往往很少提及。提到的比较多的,主要是对俘虏的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抗战期间对日军俘虏的政治教育。而这种生活上的帮助,则一般很少提及。反倒是敌人的回忆里,会不经意的提到。
比如曾任志愿军代政委的开国上将李志民,在回忆录里虽然用不算太多的篇幅提及对敌政治工作,也提到了对俘虏的工作,但却没有提供什么能让今天已经远离那个具体环境的人们感动的细节。反倒是敌人的最高指挥官、曾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上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
中国人释放俘虏的做法与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做法截然不同(北朝鲜人往往在俘虏脑袋后面补上一颗子弹)。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我们后来体会到,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攻击。但是,我们发现,较之朝鲜人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有很多次,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这样做,很可能是想让俘虏深深感到,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下好得多。我们在夺回汉城时发觉,中国人并未恣意毁坏我们运到汉城准备用以修复这座遭到轰炸的城市的建筑材料。
把敌人的重伤员用担架抬到公路边,在敌方的医护人员前来接运伤员的时候,并不攻击,把自己仅有的食物拿出来与俘虏共享,乃至把更好的食物留给俘虏……虽然“杀俘不祥”,古有名训,但自古以来,并没有多少人愿意遵守,大规模杀死、虐待俘虏的事情史不绝书。这是共军与中国历史上所有军队都不同的地方,也是共军之所以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式军队军队的“新”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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