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夏龙才、吴泉元、梅建初、金洪德、倪永明、顾龙根、沈鑫森、戴忠德
采访人：金大陆、刘惠明 、胡浩川、王文娟
整理：王文娟
时间：2016年3月16日
地点：上海市青浦党校华科路158号B区103室
口述者简介：
夏龙才，1953年生，中共党员。1972年12月参军。
吴泉元，1954年生，中共党员。1972年12月入伍。
梅建初，1954年生，中共党员。1970年下乡插队，1972年入伍。
金洪德，1954年生，中共党员。1972年参军。
倪永明，1952年生，大学本科。1972入伍。
顾龙根，1954年生，中共党员。1972年12月入伍。
沈鑫森，1943年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1961年入伍。
戴忠德，1941年生，中共党员，经济师。1961年入伍。
以上受访者以口述先后为序，前六位为海军，后二位为陆军；1976年唐山地震时，他们均第一时间赴唐山抢险救援。
当年，我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23训练基地。现在，我讲述接到救援唐山地震的命令，直到9月22号撤离唐山的过程。
我们这个训练基地，本来是搞导弹的，在秦皇岛。1972年12月15日，我们在座的六位（夏龙才、吴泉元、梅建初、顾龙根、金洪德、倪永明）是一起从上海青浦参军过去的。我们先在南京第三海军学校呆了三年，1975年年底移防到秦皇岛，当时在锦西，现在叫葫芦岛市。
7月29日，我们接到了救援的命令。命令下达后，我们海军基地大概派出了20辆解放汽车，成立了一个救援营。我们团临时组织了一个连（不是所有的人都去的），我们都参加了。当时没有经验，不知道具体应该做什么，只带了一个背包，带上了枪，就这样出发了。
一路上桥梁断了，公路也不起作用了。在正常情况下，锦西到唐山，开车四五个小时就能到了。谁知我们在路上走了将近三天，直至31日下午4时才到达唐山：一是附近有大山，天下大雨，山上的水冲下来车子没路可走；二是车子还发生故障，后来通过电台联系了修理工才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基本没有在公路上走。
到达唐山的地点是沟东北后街，我们也就在那里抗震救灾。第二天，领导现场召集说了情况。我们部队的任务是：第一，救人；第二，挖人，就是把埋在里面的人挖出来，能有活的就活的。工具没有自已想办法。一开始我们住在铁路上，记得头一个礼拜，我们的被子都没打开过，背包当枕头；后来住在唐山二中的操场上，搭的帐篷是部队想办法带过来的。唐山的余震不断，放在脸盆里的水，盆底下一点点，都能被余震晃出来，可见余震的能量特别大。
说实话，我们这支部队在唐山就是挖死难者，活人基本上没救到，这是后话。8月1日，我碰到一个小女孩，17岁，是在唐山下面一个县里插队落户的。她跪在我面前说：“解放军叔叔，能不能救救我。我家里父母亲都压在下面好几天了，我怕他们不行了。”我就把任务布置下去，跟着到了她家。小姑娘自己没受伤。她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嫂子，外加小侄子，五个，还有两个弟弟，一共两部炕：爸爸妈妈、两个弟弟一部炕，哥哥嫂子跟她的小侄子一部炕，侄子很小，一岁都不到。东北的房子，是棱上面加厚的梁，房子整个扑下来了，不得了。我们掀开一看，人基本上都是在睡眠的状态当中。哥哥嫂子如果不是被蚊帐缠着，应该是能出去的，小孩在他们夫妻俩中间。一家七口全遇难了。我们没有任何口罩等防护用具，天太热，太阳一晒，一蒸发，人死后的气味特别臭。人扒出来以后埋在哪里？用什么来裹啊？她哥哥是新婚，我们就把他家箱子撬开，把里面的被子拿出来裹上。后来来了指令，要把尸体装在车上运到郊区去。
正常情况下，我们都是按分配的任务，每家每户去扒，后来操作得都很熟练了，把被子铺在地上，两个人用撬翻过来一裹，就把尸体裹起来了。大约过了个把礼拜，空中投放了装尸体的塑料袋供当兵的使用。再后来，口罩也有了，手套也有了，可解决不了大问题啊！我们先把牙膏、后把捣碎的大蒜放在口罩里面，再把口罩戴在脸上，相对好一点。防毒面具是半个月以后才发的。苍蝇满天飞。有的尸体埋得久了，蛆从鼻子里、眼睛里钻出来，手上的皮像水泡一样，全部要装进塑料袋里。当时很多死难者是被活着的家人埋在自家门口的，后来有命今说，这些死难者需要重新挖出来，运到郊区去埋。我们撤离的那天，还有大姑娘的辫子露在边上，叫我们去挖呢。从内心讲，谁不忌讳啊？但当兵的没有任何的选择，必须这样做。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搭简易棚，就是帮活着的人暂时解决居住的问题。
在整个唐山救援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当兵的在行动，陆军最多，其次是海军，空军主要是运输和空投。所以，解放军绝对是中流砥柱。我们没有任何想法或要求。这就是我们撤离的时候，当地的百姓追着我们的车子，跑走了好长时间的原因。
在生活上，整个部队最困难的是什么？是喝水问题。没有水，无论哪个部门都没有水——只能靠天上下的雨。有相当一段时间，至少有十多天，用的都是沟里面的水。吃的方面我们带有罐头，但一边挖死难者，一边吃罐头，这种生理感觉和心理感觉能行吗？说实话，直到现在我都不碰罐头。
毛主席逝世时，我们还在唐山，是一级战备；毛主席逝世后，我们就撤出唐山了。
海军23训练基地吴泉元：获救的市民没水喝、没食物吃
唐山地震发生后，海军给我们驻扎在锦西的23训练基地和第二炮兵学院、第一航校这三个部队下达命令，组成一个抗震救灾团，当时赖金华司令为团长，二炮院的政委聂洪国为副团长。我们出发的时间是29日早上4点，达到灾区的时间是31号下午4点。
车子进入唐山郊区，我们就看到路边堆着很多死难者。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岁刚出头小年青，都有些害怕的。其中一个辽宁兵，人都发抖，像小孩一样把脸捂起来，那个惨境可想而知。
那个味和整个空气中弥漫的味混在一起，逃也逃不掉，吃的东西都要吐出来。我们附近两百米处有一个冷库，断电之后，冷库里面的肉都烂掉了。我们是真遭罪了。风一吹，整个都是呛人的味道。所以，你想把臭味去掉，那是不可能的。其实，我们部队带了很多东西去，包括大米。但是大米没用，没有水烧。罐头肉即使吃下去了，也会吐出来。后来大家集体消瘦，一百二三十斤的身体，最后只瘦得八九十斤、一百来斤了。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我们还是得坚持干活，坚持去废墟挖人。我只讲一件事，我们去的时候，都是穿着海军服，后来给发了陆军服。衣服的背后全都是白的，什么东西啊？汗干了湿，湿了再干，是汗水中的盐，起先只有一圈白的，后来整个都是白的，你想想我们出了多少汗了。全是汗，不停地出汗。
整个空中都是臭味，戴防毒面具也没什么用；但还是要戴。到最后，我们那个连队挖了八百多人。唐山地震的救灾工作，都是很原始的，起先是用手扒，后来用铁锹挖。如果像现在有生命探测仪、挖掘机等先进设备的话，救出的活人应更多，因为当我们二十多天后，还能挖出完整且没有腐烂的尸体，说明这些人刚死没几天。
唐山地震之初，水电全部中断，生活必须品都被倒塌的房屋压在下边，获救的市民没水喝、没食物吃。我们到唐山的前几顿饭都被老百姓吃光，带的水都给市民喝了。大约一周左右，各地的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唐山，但救灾部队的纪律非常严格，不许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有三件事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一个是在废墟中扒出的一切物品都必须上交，手表、金银首饰、钱、票等等。为什么是钱呢，我这里要说一下。尽管当时的工资水平不高（我那时候还没有提干，一个月拿七八块钱），唐山煤矿工人的收入则相对比较高，所以我们挖出的现金比较多的。当时没有一百块的钞票，都是十块的，都放在桌面上也很多啦！没有一个战士不上交的。二是有一名新入伍的战士向市民要了两个信封和几张信纸，被领导批评教育后并将其退伍送回原籍。三是一个干部发现一只百姓养的鸽子死了，将其褪毛后放入锅内，被鸽子主人发现了，部队进行了严肃批评，并责令写出了检查，照价赔偿。这三件事一直在我内心深处保存着，一有时间就翻出来讲给孩子们听，教育后代们铭记那段历史，学习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
海军23训练基地梅建初：防毒面具我们班只有一个
我们一班去了八九个人，我是班长。当时只知道是抗震救灾，具体不知道去执行什么任务。天下大雨。那时候我已经有了手表，走的时候特地把手表都留下了。领导说了就去，军人就是执行命令。
当时特别难受的，就是死难者散发出的那股味道。他们口罩里弄的是牙膏，我倒的是酒精，酒精跑掉之后就没有用了。刚才说到防毒面具，我记忆犹新。为什么？因为防毒面具我们班只有一个。不是出去就戴，是挖死难者的时候才戴，戴了一段时间后，我脸上的皮掉了两层，因为太阳太热，汗水淋漓。地震后正好下雨，下雨后，尸体上都长满了蛆。但是没办法，当兵的，死难者一定要拖的，我们不拖谁拖，总不至于要老百姓去拖吧。
我们在唐山坚持到九月底了，天开始凉了，老百姓也要开始准备过冬了。我们走了以后，由陆军接替给灾民搭简单的抗震棚。
海军23训练基地金洪德：因路上车子太多，又有大大小小的坑，车子走得很慢
我们是29号晚上接到命令的。当时我在汽车排小车班，领导告诉我要到唐山去执行任务。我们部队的聂政委是老红军，当时派了一辆警务车，我负责给他开车。晚上下起大雨。营部大概三百多人，走的时候大概十几辆车子。
跑了五六十公里，到了绥中河。沙河大概三百米左右宽，没有桥。如果不下雨的话，车子就到河里跑；下雨的话，洪水过来了，车子就过不去了。在路上碰到沈阳军区的40军，他们属于野战军，什么东西都带了。我们就是一个车子，一个人一个背包。他们的车子快一点，只有一条公路，在我们前面，所以他们先到绥中。我们到绥中的时候，被河水堵住了，几百辆车子没法过，都是部队的车子。我开是指挥车，就到前面去了，和40军的领导在一起。后面的车子没法走，车子停了十多公里长。
领导们一看，这雨还在下，河过不去，好多车子都陷在绥中。但是命令是限定到达，于是与40军首长商量，由40军首长请示，给沈阳军区司令部发报，说路上过不去。司令部回复：你们用人把车子抬过去。我们车子上没几个人，陆军部队就帮我们抬。我记得共有三部吉普车，是陆军兄弟帮我们抬过去的。我们到县政府，希望他们把部队车用拖拉机拉过去，就跟他们领导说，你们能不能用喇叭叫一叫，把所有的拖拉机集中起来。因为我们是一个营，沈阳军区是一个军，有好几万人，我们跟在他们后面，大家都在一条路上走。
我们做驾驶员的就在县府大院边等着。结果就听见屋里在吵架。县里的领导说，你们先付钱，我再用喇叭叫，把所有的履带拖拉机都叫过来帮你们拖。后来听说，40军下面的一个129师师长，脾气暴躁，说：“情况紧急，我们肯定给你付钱；你们先拖，我们由后勤人员来跟你们结账。”县领导说不行，非先付钱不可。讲来讲去讲不通。师长就说：“你再不来拖，我今天就一枪毙了你。我们现在是在打仗，你必须把我们拖过去。”县领导说：“你以为我还真怕你？你敢打我么？”只听“嘣”地一声，警告的枪声就响起了。我们赶紧从车子里出来，发现师长出来了，在那里愤愤地说：“打仗的时候，连市长都不怕，我还怕你一个县长么？马上给沈阳军区司令部发报，说我打人了。”县领导看到师长真的动怒了，就开始叫喇叭，拖拉机就来了。
拖拉机来了以后，一看几百辆车子，哪里拖得了。于是首长研究后命令从绥中返回兴城，想把车子拖到火车上，通过铁路桥过河。谁知到了兴城一看，铁路桥也坏了，只得又回到绥中。那时桥已经由沈阳军区的架桥部队架得差不多了。那晚就住在公路边的车子上，这是第一个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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