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观念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孩子既是家庭完整幸福的重要衡量标准，也是维系夫妻情感的桥梁。然，我国育龄人群中不孕不育率高达6.89%，几乎每8对育龄夫妇中就有1对不能正常受孕，“不孕潮”在中国暗流涌动。
“对比2002年与1970年的全球生育情况，很多国家的生育率都下降了，幅度达到50%左右，而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在《中华医学杂志》创刊百年庆典活动上，向大家讲述生殖医学进展时如是指出。
人类生育力下降正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性问题，而导致这一现象的祸首，当属因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以及不良生活方式等原因引起的不孕症。
国际卫生组织已将不孕不育症、癌症、心脑血管疾病列为当今影响人类健康的三大疾病。
不孕症是特殊的生殖健康缺陷，无法孕育后代可能导致家庭破裂，影响社会和谐。此外，乔杰说，不孕症还可能导致流产和先天性出生缺陷，严重影响人口质量。
在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不孕症患者每天人满为患，队伍排成长龙。“我们不断地培养医生和研究人员，希望去缩短这个（排队）队伍，但是我们成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病人增长的速度。”乔杰沉重地表示。
据2002年覆盖上海十二区中两个区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不孕症平均发病率为9.3%。乔杰强调，尽管这只是一个小样本调查，却是非常好的研究，也是国际上最常引用的关于中国不孕症发病率的数据。
2014年《中华医学杂志》发表的，2012年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做的不孕症调查则显示，在没有任何避孕措施的前提下，婚育夫妇一年的不孕率是13.6%，两年是8.5%。
“因为不孕是一个症状，也有可能后面会怀孕，但是总体上会影响到10%左右的育龄人群。”乔杰解释，而育龄人群刚好是社会生产与发展的中坚力量，所以影响比较大。
不孕症高发，从降低受孕概率的因素来看，有妻子的因素，也有丈夫的因素。一般女方占50%-60%，男方占30%-40%。
“受孕最关键的是卵母细胞和精子，我们叫它‘种子’。‘种子’的问题相对比较严重，之后是输卵管，因为精子和卵子要在输卵管相遇、受精，然后胚胎分化和发育。”乔杰介绍，进一步发展是胚胎在子宫内膜着床，这相当于生长的“土地”。如果先决条件满足，怀孕其实很容易。
一旦不孕的话，就得区别找原因，在微观层面各个击破，“不管是‘管子’（输卵管）的因素，还是‘土地’的因素，还是‘种子’的因素，都要去解决。”乔杰说，对于简单的，如输卵管轻微炎症，可以通过抗炎治疗、输卵管通水；排卵功能轻度障碍，可用中药调整。更严重一点的，输卵管完全堵塞，通过腹腔镜去恢复其功能。
“对于10%难治性的不孕症，则需要辅助生殖技术去帮助解决”。
所谓辅助生殖技术（ART），即采用医疗辅助手段使不育夫妇妊娠的技术，包括人工授精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两大类，试管婴儿即是使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生育的，被誉为医学上的一大奇迹。
1978年，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在英国诞生，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挑战了人类对自然的常规认识。而这项技术被认可，其主要缔造者之一—罗伯特·爱德华兹被授予诺贝尔奖时，这个试管婴儿已经30多岁了，并且成功地自然妊娠了下一代。这证明该技术对人类生存的干预是成功的。中国也于1988年诞生了首例试管婴儿。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各种延伸技术不断被开发，对解决男性不孕症和有遗传病的疑难病例，通过植入前诊断，有了一系列进展。这个过程要克服的困难很多，乔杰介绍，对于这些需要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患者，为保证受孕率，最开始要移植四五个胚胎，后来发现堕胎率、流产率高，就移植两三个。
“我们目前更致力于去移植一个单胚胎，避免多胎妊娠引起的产科高危和新生儿先天性缺陷高发。”乔杰说，延伸技术中的单精子卵母注射技术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一般来说，正常受精需要的精子数要1500万，活着的要有30%以上。做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话，需要将一个卵母细胞和2-3万条精子放一起。但对于严重男性少弱畸精症，可能其精子数只有几百条，不够自然受精。运用该技术就可以在显微操作下，挑选出活性最佳的精子，直接注射到卵母细胞里，只要男方的遗传物质没有问题，受精过程是很安全的。
“这个探索需要做的基础研究很多，是无数前人的努力得来的。”乔杰表示，尽管单精子卵母注射技术成功了，但它的安全性依然是今后研究的重点，需要借助遗传学诊断、单细胞测序等延伸技术，提高胚胎诊断的准确性，进一步拓宽临床应用范围。
中国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虽然开始晚了十年，但发展十分迅速，基本上各项技术都和国际前沿接轨。乔杰说，我们有近300家的医院可以开展辅助生殖技术，大量的不孕症患者能够得到治疗，从2009年到2013年，中国实施的辅助生殖技术总量为60多万例，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为22万例，成为世界上治疗不孕症患者量最大的国家。然而，辅助生殖技术的成功率，特别是活产率还是一道屏障。
到现在为止，世界上有600万试管婴儿出生，成功率只有40%左右。“这个40%，是指临床妊娠率。我们希望的成功率应该是活产率，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低。”中国2012年的最新统计，辅助生殖技术平均活产率低于30%。对照国际其他国家，如美国，除了年轻患者赠卵，活产率能到50%左右外，其他所有技术的活产率都只有30%。
“提高活产率是一个全球面临的问题。因此单胚胎健康活产，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乔杰指出，要降低移植胚胎数，保证单胎成功率，需要在胚胎植入前做好诊断，能够准确并有目的地提高培植胚胎的质量。而这一环节正是现在研究的难点和弱点。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乔杰深刻贯彻了科学家不畏艰难的品质，填补植入前诊断环节的研究空白。她和另外两名北大教授组成的团队，攻破了取材等各种困难，建立了人类女性的第一个遗传图谱，将新的单细胞扩增技术成功应用于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不仅发现了诊断遗传病的新方法，同时将其用到单细胞的胚胎和囊胚活检上，提高了诊断的准确率，让患有先天遗传缺陷的夫妇拥有了健康的孩子。同时降低了临床检验成本，影响深远。
乔杰团队在生殖医学领域的卓越贡献，入选“2014年度科技创新人物”，荣誉不仅仅是对乔杰及其团队的肯定，说明了植入前的遗传学诊断对生殖健康的重要意义，更深层次说明社会对人类生殖要求很强烈。对此，乔杰依然深感任重而道远。
乔杰认为，要提高妊娠率，减少单胚胎并发症，真正生育一个健康的孩子，需要整个社会携手共济，包括临床医生、胚胎学家、囊科学家、社会学家等共同努力，做更多从基础到临床的研究，做更多ART管理体制上的探索。
“孕育健康的孩子”是乔杰和同仁的共同梦想，为了梦想成真，他们探索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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